社會動蕩的犧牲品——訪問《我的家庭真可愛》作者Lin Tu

 

第二屆「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」的貳獎作品-《I Love My Family 我的家庭真可愛》出自早慧的創作者Lin Tu。1990年出生於北京的她,十六歲開始便創作散文、小說,《我的家庭真可愛》是她認為自己在美國留學期間,最成熟的劇本創作作品。全劇以斷代的時間序,呈現一家人在不同時期衝突,家中成員彼此的不被理解與憤怒,在數個不同的年齡歲月中堆疊,搭配故事裡始終沒有出現,卻也如影隨形的第三者,創造出濃密鬼魅的戲劇氛圍。

抽絲剝繭,Lin說這個劇本受到了在美國求學經驗的深刻影響:「如果說與在美國學習有什麼關係,算是在這邊學習了女權主義的課程,通過大量閱讀和討論意識到,之前我們慣性地歸結於女性的『性格』『特點』種種的東西,與這個父系社會中女性處於被壓迫階層的地位,是息息相關的。」

 

《我》劇中失能的家庭,每個人都有其扮演的角色:絕對權威,以暴力為溝通手段的父親;集萬千寵愛於一身,複製著父親言行的弟弟;冷靜自持,把所有感受都鎖在心裡的姐姐;以及母親。劇中的母親,把自己簡化為服務家人需求的機器,為了再拼一個兒子,38歲時遠走新加坡待產,以躲避中國一胎化政策的審查。留在北京的父親,則請了一位「阿姨」來照顧女兒。這是一連串彼此怨懟悲劇的開場。

 

Lin說:「其實在我們這一代中國的年輕人中,很多人在幼年和青春期的成長階段,都受到了雙親之外的人的巨大影響,甚至是由他們撫養長大。這樣的人可能是爺爺奶奶,可能是乾爸乾媽,可能是鄰居的哪個阿姨。」在母職中無法獲得滿足的母親,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子女頭頂,自我犧牲成為情感勒索的籌碼,透過不間斷地監視、控制、打罵哭鬧或是餵食吆喝來傳達她對子女的愛意。

 

這種病態的親子關係,我們都不是太陌生。對Lin來說:「幾乎是放眼望去,四下皆是。她們歇斯底裡的方式各有不同,但都給一個家庭,家庭中的父親和子女,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影響,甚至創傷。然而這些母親,也不過是社會動蕩的犧牲品罷了。」一個家庭如此,兩個家庭如此,當有數十個家庭也是這般如此時,「這些問題並不再是這些女人的個人問題(personal problem)而是整個社會的政治問題(political problem)。」

 

「在這一代孩子心目中父親與母親的缺失,恰恰為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年摧枯拉朽的經濟發展之勢所脅迫,而這一切可以說是一個無奈的帶有痛感的局面。這種無可奈何在我看來,是很有意思的。」Lin說。

這樣的家庭故事講述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,乍讀為一個、兩個、或五個人的生命個例,但背後卻帶著著廣泛的社會成因:經濟上的改革與突飛猛進的發展,政治上的計劃生育政策,城市化所導致的社會問題、鄉村的社會網路崩解⋯⋯對此,Lin看到了「一個個人,一個獨立的家庭後面,有多少事情是這些獨立個人所無法左右的,而正是那些更大的力量的碰撞、角逐、搏鬥,將我們個人的命運推上了不同的路途。」

 

認知到了結構性的壓迫,Lin的寫作,以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式,找到了出路:「我的朋友兼同學Alex曾經跟我說,我的寫作的一大特點就是故事裡面十有八九會有鬼,或者supernatural這種超自然存在,我想了想還真是這樣。這樣做本身是下意識自然而然的,」本劇裡被扯入家庭裡的安姨,大多是時間,只是父親和母親中間的一席空位。「我自己在自然主義之內的世界,都暫且沒能找到答案。所以有時候會請些神神鬼鬼,請些超自然力量來出場,至少在故事裡,讓那個世界不那麼局限,讓一些答案能成為可能。」

重重黑影所堆疊起的愁雲慘霧後,恐怕也只有似人非人的透明身影,能將那濃稠難解的暗黑盡情釋放。

 

 

撰稿 果明珠

編輯 鍾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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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自己世界觀之外的雜音——訪《Noise》作者朱宜

 

去年『全球泛華青年劇本創作競賽』首獎得主朱宜,今年又再度出現在得獎名單之中,從《Holy Crab! 異鄉記》到這次的《Noise 雜音》,朱宜的劇本總是節奏輕快、對白靈活,每個角色的模樣躍然於紙上。

 

或許是從朱宜個人的生命經驗出發,這兩個劇本,都跟在美國的中國移民有關。 《異鄉記》裡,有在中國城開葬儀社的哥哥、拿著I20簽證卻非法打工的妹妹;在《雜音》裡,有謊稱自己身世淒涼的哥倫比亞大學表演畢業生,還有落得被跨國詐騙、被女兒傷透心的父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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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創作社《Holy Crab! 異鄉記》,台北水源劇場。唐健哲攝,創作社劇團。導演:楊景翔 、燈光設計:黃諾行、舞台設計:林仕倫 、服裝設計:林秉豪。主演:郭耀仁、蔡佾玲、林家麒、許雅雯、王靖惇、何瑞康、林玟圻、張念慈、趙欣怡、李梓揚

「移民」,字典裡的解釋是:人口在地理上或空間上的流動。這個流動不只發生在劇中人物,同時也發生在朱宜身上。「我正是一個處於移動狀態的人,我的周圍也有許許多多像我這樣的人。」在中國出生長大的朱宜,曾在歐洲、美國唸書,近年則是拿著三年的藝術家簽證,離開千里外故鄉上海的父母,獨自到紐約生活。「處於移動狀態的人,對於自己的『未來』,尚不確定,因此對自己『過去』的定義也在不斷變化中,與環境的關係、與周圍人的關係、與家人的關係每一天也在更新。」

 

過去我們定義的移民,是從A地狠狠將自己拔起,再到B地重新將自己植栽生根,但對朱宜來說不只是這樣,他筆下的角色拔起來後都仍在漂動,找不到可以安居的地方、身份,覓不著可以安歇的庇護、心靈,總是在變化、更新。「在流動的水中,你必須不斷地游動,不斷地檢查方向,保持對變化的敏銳,才不至於沈沒或者迷失。你必須是一個有生命力的人。」朱宜說。

 

因為了解到生命力的重要,朱宜的劇本角色也都相當富有生命力,對於自己所堅持的立場有著不可動搖的個人意志。朱宜說:「劇本寫作(或者說講故事)最吸引我的地方便在於,它可以捍衛人的個體尊嚴。」人作為一個個體,在不同的環境下長成了不一樣的人,有不同的意識形態,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大相逕庭,有時甚至對立。但對立其實並不讓朱宜在不同環境、國家中產生困擾,反倒是「每個人都如此確信自己是對的,或者說,確信其他看法的人是錯的」更令他感到驚訝。

 

「當人們談政治、談意識形態、談國際形勢、談黨派紛爭、談總統候選人、談歷史事件的時候,根本是在談自己,談自己的父母,談自己吃過的苦、占過的便宜、受過的羞辱、念過的課本、看過的報紙、走過的地方、愛過的人、錯過的機會、逝去的青春⋯⋯沒有人能夠跳開這一切,『公平理性』地看世界。」在移動的過程裡,朱宜看到了「任何事件中每一個個體的經歷都是不同的,而每一個個體根據經歷總結出的結論也是不同的。這個世界的層次是如此豐富。每個人,都是這個世界的一層敘事。」

 

因此儘管他的劇本裡有美國人、中國人、在美國的中國人、看著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美國人,但他說這個劇本「不是用來『批判』美國或者中國的。」因為不相信自己擁有比其他個體更宏觀的上帝視角,「有資格給生活批改答案」。因此朱宜寫出了不同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人。這些人是如此地確信自己對世界的看法,使他們聚集在一起時,彼此又是如何驚愕地面對「自己世界觀之外的雜音」。雜音是多重聲音的混雜,我們會嫌棄、厭惡,但當發出那些雜音的是自己的朋友、父母、愛人,「他們在我眼裡,便不是『白左』、『老共』、『台獨』、『土豪』這樣的標籤,而是一個個有感情的人。」

 

回到劇本創作裡,朱宜希望把標籤還原為「人」的故事。儘管故事的人物和地點都是特定的,但人的感情經驗卻都是你我共通的——國與國間的陌生與想像、用盡一切力量讓孩子過得比自己好的父母、畢業後還沒有準備好經濟獨立的年輕人與父母之間微妙的金錢/權力關係、想要用真理說服對方,對方卻無論如何不「醒悟」的焦慮、渴望成為另一種人,卻發現再怎麼努力也沒有辦法的無力——就算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不同,不用去過紐約,也都能在各自的生活中經歷感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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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照片提供:朱宜)

 

移動的過程,除了發現一層又一層的故事,也讓朱宜更清晰的看見自己的主體位置,「我作為一個血肉之軀,也難免是其中一員,我的國籍、家境、母語、教育、經歷、事業,無一不影響著我對世界的看法,影響著我敘事的角度,提問的角度。」朱宜說。所以對於競賽三位決審委員對此劇本所提出的「缺少批判」、「有立場選擇」、「像是一個中上階級的人寫出的劇本」。朱宜也毫不扭捏的回應:「我覺得說得很對。我作為我來講故事,只能忠於我對這個世界的視野。正如終審的三位台灣評委忠於自己的視野一樣。」他認為,一個創作者意識到並承認自己的視角是私人化的,遠比試圖代言一個普世公正的立場,作品反而會更為誠實。

 

誠實的作品迷人,就像朱宜,讓人忍不住期待起他的下一個作品,問起得獎與未來的創作,他說:「把每一個作品寫到符合自己的標準。因為只有你才知道自己的成長地圖,這一次進步了多少,夠不夠真誠。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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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問撰稿:果明珠

編輯:鍾翰